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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购政策下借名购车的所有权归属

发布人:管理员   来源:本站原创   发布时间:2016-03-04    

内容摘要车辆的实际使用者与登记所有人就车辆权属发生争议时,在没有相应的证据证明车辆的实际出资购买人与登记所有人不一致的情况下,可根据车辆注册登记记载的内容,认定车辆登记所有人为车辆所有人。在限购政策下,车辆实际出资人和登记所有权人不一致时,车辆应认定为登记所有权人所有,实际出资人不能取得车辆所有权。

关键词借名、车辆、所有权、登记

案件调查基本情况

原告李某诉称:原告与被告是老乡。2011119日,原告通过按揭付款方式购买了一辆别克轿车,后该车经北京车管部门登记挂牌。被告为了其经营北京分公司开拓北京市场,就找到原告商量租用该车,当时车子原告只用了一个多月,他们说好以按揭款作为租金,每月大约2,000多元(未签订车辆租赁合同)。之后,被告陆续支付了一段时间的租金。近年来,被告未经原告同意将车辆驶离北京,原告多次要求被告归还汽车未果,要求被告返还别克小轿车。原告就其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据材料:

1、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车辆管理所出具的机动车综合信息查询表一份,以证明讼争车辆系原告李某所有的事实;

2、证人熊某、姚某的证言各一份,以证明讼争车辆现在被告郑某处的事实。

对于第1份证据材料,被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但认为讼争车辆虽登记在原告名下,但并不能证明原告就是讼争车辆所有人,故对其关联性有异议;对于第2份证据材料,被告不予认可。

被告郑某辩称:原、被告之间不存在租赁关系,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与被告之间存在车辆租赁合同关系,且原告诉状中称月租金为2,200元,但现有证据显示被告自2012116日至2013813日止每月向原告汇款3,166.09元,该款是被告所付的讼争车辆的按揭款而非租金。此外,被告当时在北京设有分公司,而当时必须是北京户口的车主才能上北京牌照,为了办事方便,被告购买了该车后,才借用原告的名义登记为车辆所有人,但讼争车辆的购买费用、保险、年检等各项费用均为被告支付,该车辆的实际所有人应为被告。综上,原告无权要求被告返还讼争车辆。

被告就其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据材料:1、委托日期分别为2012116日、同年214日的农村信用合作社电汇凭证复印件各一份、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电汇凭证复印件17份(委托日期为20123月至20138月期间)、商业银行按揭贷款客户期供表1份。上述材料载明的内容是原告定期归还车辆按揭贷款的情况,被告认为还款凭证为被告持有,故用以证明讼争车辆是被告借原告名义购买,被告是实际购买人的事实。22013年讼争车辆保险费发票2份及被告费用支出报销单1份、2013年讼争车辆保险费发票及保险单各2份、2012年至2013年期间讼争车辆的加油、维修材料发票及被告费用支出报销单合计共15份(被告提供的以上证据材料均为复印件),以证明讼争车辆由被告用以及相关的保险、维修费用都是由被告支付的事实。第1组证据材料,,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有异议。第2组证据材料原告不认可。

案件评析

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车辆所有权的归属这一案件事实的认定。本案处理有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认定车辆所有权不属于原告,应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我国物权变动的一般原则是,作为动产车辆以交付为转移。车辆所有权的取得要尊重事实,应该以实际出资人为机动车所有人。我国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进行车辆登记的行为,是一种行政管理行为,并非确权行为。机动车登记不是所有权登记,机动车实际所有人与登记不一致时,应认定实际所有人为该车的所有权人。本案中,被告主张被告系讼争车辆的实际购买人,并提供了汇款证明,以及陈述讼争车辆的购买、保险、年检等均由被告办理,各项费用均为被告支付,车辆也一直由被告占有并使用,从车辆购买后交付给被告起,车辆所有权已经转移给了被告,被告是该车辆的实际所有人。而原告仅提供了一份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车辆管理所出具的机动车综合信息查询表,显然不足以认定其为讼争车辆所有人,故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二种意见认为,认定车辆所有权属于原告,应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在进行机动车注册登记时,需要审核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机动车来历凭证、车辆购置税的完税证明或者免税证明等资料,车辆登记在车辆所有权的设立、变动时具有对外的公示效力,在所有权确认上,记名登记人具有从法律上推定其所有权归属的效力。本案中,从原告提供的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车辆管理所出具的机动车综合信息查询表,可知原告为讼争车辆的登记所有人,在被告未能提供充分反驳证据的情形下,不能认定被告是车辆实际所有人,应推定车辆的登记所有人即原告为车辆所有人,故应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一、本案涉及的法律制度及理论问题

(一)我国机动车物权变动制度

1、机动车交付是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23条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24条规定: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10条第1项、第4项的规定,如果出卖人就同一机动车订立多重买卖合同,在买卖合同均有效的情况下,买受人均要求实际履行合同的,先行受领交付的买受人请求出卖人履行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等合同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出卖人将标的物交付给买受人之一,又为其他买受人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已受领交付的买受人请求将标的物所有权登记在自己名下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从上述规定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出卖人向买受人交付了机动车,即使没有登记,物权也发生变动,只是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除法律另有规定,交付是机动车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登记是其物权变动的对抗要件。在交付与登记发生冲突时,交付优先于登记。

2、机动车登记不是物权变动生效要件

由于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交付是机动车变动生效要件,机动车登记并不产生机动车物权变动效力,机动车登记不像不动产登记证明是物权凭证。公安车管部门机动车登记机关在进行机动车登记时,仅进行形式审查,并不对权属关系进行实质审查,国家对机动车登记管理是准予或不准予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的登记,仅是一种行政管理措施。虽然机动车转籍、车主变更等要办理异动登记手续,但这仅仅是行政管理上的登记手续,而非物权法意义上的交付行为和所有权转移行为。《公安部关于机动车财产所有权转移时间问题的复函公交管》([2000]110号)指出,机动车登记,是准予或者不准予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登记,不是机动车所有权登记。《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如何认定买卖合同中机动车财产所有权转移时间问题的复函》(法研[2000121号)也明确指出,机动车所有权从机动车交付时起转移。最高人民法院在200011月给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案件车辆登记单位与实际出资购买人不一致应如何处理的问题的答复》([2000]执他字第25号)中认为,如果能够证明车辆实际出资购买人与登记名义人不一致,对本案的三辆机动车不应确定登记名义人为车主,而应当依据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确定归第三人所有。该答复实际上否定了车辆管理机关的登记为所有权登记的说法。因此,机动车登记不是物权变动生效要件。

(二)限购政策下,借名购买车辆中借名行为的性质、效力及后果

1、借名购车行为的性质

借名购车行为,通常是指由事实购车人实际出资,由名义购车人与车辆出售者签订合同并申请办理机动车登记,然后将车辆交由事实购车人占有使用,并且还可能约定车辆所有权由事实购车人取得的情形。

借名购车行为,主要存在内外两层法律关系。第一层内部法律关系:名义购车人与事实购车人内部的委托代理关系。双方约定由名义购车人或者由事实购车人作为名义购车人的代理人签订购车合同,办理机动车登记,事实购车人垫付购车价款,车辆要由于事实购车人占有、使用,并有时明确约定事实购车人享有车辆所有权。第二层外部法律关系,即名义购车人与车辆出售者之间的车辆买卖合同关系。虽然事实购车人是为了自己购车而借用名义购车人的名义,但由于客观上必须先由名义购房人购得车辆,才有可能通过转移登记实现自己购车的目的,因此,在这个环节,事实购车人首先是充当名义购车人的代理人。经名义购车人同意,事实购车人取得代理权,即使这种授权只是口头授权。当然,如果事后名义购车人否认授权,则应由事实购车人负举证责任。在某些情形中,代理人仅仅对外标示被代理人的名字而没有在身份上区分自己与被代理人,比如仅仅在合同文本上签署被代理人的名字。

2、借名购车行为的效力和后果

1)第一层内部法律关系:委托代理关系的效力与后果

第一层内部法律关系的效力,取决于委托代理行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的,为有效合同;否则,则不能当然地发生合同的法律效力。对于规避汽车限购政策的委托合同,其效力究竟如何?

1)是否属于规避法律行为。规避汽车限购政策的委托合同,确实存在规避行为,但其规避的并不是国家禁止性或强制性法律。

2)是否属于恶意串通。所谓恶意串通,是指双方当事人非法串通在一起,共同订立某种合同,造成国家、集体或第三者利益的损害。此为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之一。并没有损害集体或者第三人的利益,但有没有损害国家利益呢?国家利益是指国家在整体上具有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规避汽车限购政策的委托合同,尚不能说损害了国家利益。

3)是否属于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所谓社会公共利益,是指关系到社会公众的利益。违反社会公共利益是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之一。该条第5项同时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往往也是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行为。但是,法律、行政法规不可能对所有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作出穷尽性的规定,所以违反社会公共利益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范围要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14条之规定,合同法第52条第5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对于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以外的规范性文件中的强制规范的合同的效力判断问题,有人认为,在实践中,当某一合同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但违反了行政规章或地方性法规时,法院不能直接将其认定为无效合同,而是应当依据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无效的处理原则,来确认该合同的效力。

近年来,我国各地机动车保有量增长迅猛,导致城市交通拥堵、大气污染等问题日趋严峻,严重影响了城市环境和市民生活质量。北京、天津、广州等城市先后出台了汽车限购措施,遏制车辆过快增长。汽车限购政策,体现了社会公共利益。规避汽车限购政策的委托合同,其关于名义购车人将购得的车辆所有权转移给事实购车人(限购对象)的内容,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应当认定为无效合同。因此,事实购车人要求名义购车人履行委托合同,转移车辆所有权的,因委托合同无效,应不予支持。事实购车人已经支付的购车价款,属于名义购车人的不当得利,可以要求名义购车人返还。

2、第二层外部法律关系:名义购车人与第三人之间的车辆买卖合同的效力及后果

在内部关系中委托合同因违反社会公共利益而被认定无效的情况下,对名义购车人(代理人)与第三人之间的车辆买卖合同的效力是否会有影响?我们认为,代理人与第三人之间的车辆买卖合同,系一个独立的合同,它只是行为人自己向第三人购买车辆的合同,该合同的购车人具备购车资格,如无存在其他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该合同应认定有效。虽然行为人签订该合同的动机是为了被代理人购车,但这种动机,存于行为人内心,第三人并不知情,如合同内容合法,为了保护交易安全,应确认合同有效。动机不具有法律上的意义,不是意思表示的购要素。动机错误,原则上不影响法律行为的效力。